简介：一位患尿毒症十六年的父亲，要二十多年没被他养过的女儿每月给几百块赡养费，还想见一面——按现行法律，他大概会赢。这篇文章要说的是：这笔钱本不该由她出。它挂着“赡养费”的名，记的却是一笔本来就不该记在她头上的账。

金先生五十九岁，浙江绍兴人，患尿毒症十六年，血透做了十四年多，每周要去医院三次。他独居，家里摆着药瓶，左臂是血透扎出的硬块。今年，他联系上前妻，希望已经三十岁、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女儿每月给他几百元赡养费——五百六百也好，七八百也行；另外，他想见一面。前妻回了两句：一句是“对不起，她拒绝了”，一句是“你想想别的办法”。

女儿两岁时，两人离婚。往后二十多年，没有一分钱抚养费，没有一次探视。（据潇湘晨报转载浙江广电“小强热线”报道）

这件事有两句互相顶着的反应。一句是：“她凭什么要养他？”另一句是：“再怎么说，也是亲生父亲。”

后面这一句，说的其实就是那三个字：血缘。

这篇文章只做一件事，把“血缘”这两个字拆开看。先完全不谈法律——不谈现行法怎么写、法院怎么判，只问两个最朴素的问题：一个人凭什么要养另一个人；他又归属于谁。 然后再回头看法律站在哪一边。如果两边对得上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；如果对不上，那就得说说。

一、一个人凭什么要养另一个人

强迫一个人给另一个人钱，正当的理由只有那么几种：

——他欠他。合同、借款。你拿了我的东西，所以要还。

——他害了他。侵权。你造成了损害，所以要赔。

——他们商量好了。保险、赡养协议。事先说定的，所以算数。

——公共契约。税收。我们共同同意把这笔钱交给国家，由国家统一安排。

——他是我的谁。父亲、儿子、兄弟。

前四种，各自都有“为什么”——它们指向的是行为。唯独最后一种，看上去什么都不解释，却常常最硬，因为它不解释——它是身份。

但身份本身不是理由，身份恰恰是需要理由的东西。为什么“他是我的谁”就能产生义务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。

二、古代为什么管用：那是一个“有鬼”的社会

古代的答案，不是“因为他是我的谁”，而是“因为这套秩序需要它”。

那套秩序的世界观大致是这样：人死了不是消失，是变成另一种存在——鬼。鬼要吃。《左传》里，楚国的令尹子文临死前哭着说了一句话：“鬼犹求食，若敖氏之鬼，不其馁而！”——鬼还要吃饭，若敖氏那些鬼，怕是要挨饿了。

鬼吃什么？吃子孙的祭祀。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”，说的就是这个：对待死者，要像对待生者一样。

而鬼只吃自家人的祭品。《左传》里另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“神不歆非类，民不祀非族。”——神不享用不属于自己族类的祭品，百姓不祭祀不属于自己族类的人。

这句话的分量在这里：一个人死后能不能吃上饭，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血缘上属于他的后代。 这不是亲疏问题，这是吃饭问题。

于是生育不再是情感事件，而是功能事件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不是一句劝人孝顺的鸡汤，它说的是：没有后代，等于一家人的灵魂集体断炊。

赡养也不是情感事件，它是这条链条中间的一段。你在世时供养上一代，你死后由下一代供养你。你今天付出的每一笔赡养，其实是你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顿饭的定金。

这套东西不是靠道德感支撑的，它有硬件：宗祠，是祭祀的场所；族田、义庄，是经济基础；族规、家法，是规则；祠堂议事，是法庭；《唐律》把“供养有阙”写进十恶之一的“不孝”，是国家背书。它的执行者是宗族。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一般到县为止，族里的事，族里自己办。

财产制度也是配套的。古代继承的核心叫“宗祧继承”——继承的不是钱，是“承嗣”的资格，也就是祭祀祖先的资格；财产是跟着这个资格走的。

既然是“承嗣”的资格，那问题就来了：要是没有亲生儿子，这个资格给谁？

礼法早就准备了答案——过继。从同宗的子弟里，按辈分挑一个，过到自己名下，他就成了这一房的“儿子”，承嗣、祭祀、继承，一样不缺。这就是“立嗣”。现实里还有养子、赘婿承接门户的做法，历代宽严不一，但门始终留着一道。

过继有硬条件：必须同宗，昭穆相当。你不能随便抱一个外姓人来续自己的香火。《唐律》里甚至写着，收养异姓男子要处徒刑——宗族的边界，是拿刑罚守着的。

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就说出了一个要害：那根管子的功能是“香火有继”，血缘只是实现它最顺、最省事的那条途径——不是唯一的途径。

而且这把尺子的刻度，画在“族”上，没有画在“你一个人的血脉”上。它要的从来不是“我的基因延续”，是“我这一房的香火不断”。

所以，古代的血缘之所以能产生义务，不是因为血缘亲，而是因为它是那根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管线上最省事的一段——天生成分，不用另接。可它一旦断了，那套管线的功能并不跟着断：另行过继一个同宗子弟，香火照续。

能换的管子，就不是本质。

再补上最后一环，这条链条就闭合了：这一代必须赡养上一代；而每一代都必须生育，好让自己死后有人祭——过继只是兜底的次选，最顺的接法永远是自己生一个。两头都上了锁，代代如此。所以这套秩序不仅自洽，而且对每一个理性的人都是划算的——你今天交出去的东西，将来一定收得回来；收你东西的不是你的孩子，是你孩子的孩子。

三、闭环是从哪一半断的

今天，构成这套秩序的每一块砖，几乎都不在了。

没有多少人还相信，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他的一碗饭。宗祠没有了，族田没有了，族规没有了，宗族的执行机构也没有了。国家权力到了每一个村；家庭核心化了，人流动起来了，女性经济独立了。

而最关键的一块砖是：生育本身的性质变了。

今天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一个人必须生育，也没有任何机制能强制他生育。生孩子是“我愿意”，不是“我必须”。生育从家族链条上的一个功能环节，变成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。

现在回头看这条链条。它有两端：一端是“必须生”，一端是“必须养”。第一半已经断了。第二半还挂在原地。

一个只有一头上了锁的链条，不是链条，是渔钩——它只有一边带着齿。

四、剩下的是什么

血缘是什么？血缘是一个生物学事实。它说明两个人之间有基因上的连续性。

但事实不产生规范。“是这样”推不出“应当这样”——这在法学上是最基础的一条常识，可是在家庭这个领域里，它经常被直接跳过。

真正产生义务的，从来不是那条管道本身，而是从那条管道里流过去的东西：抚养、陪伴、二十多年里每一次打款和每一次见面。血缘是管道，抚养才是内容。

所以今天在赡养问题上被反复强调的那个“血缘”，其实是一根已经被掏空的管子：里面本来流着香火、祭祀、族产、族权，现在一样都没有了，只剩下管子。

有人会说：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恩惠。可是恩惠要能被接受，才叫恩惠。孩子从来没有同意被生下来。父子关系是现代法律体系里唯一一种未经合意、单方创设、并且不可解除的关系——婚姻可以离，合同可以解除，劳动关系可以辞职，监护关系随成年终止，只有这一种：你没有被告知，你不需要同意，而且它无法退出。

一个不能被拒绝的“恩惠”，在法律上是不能作为债权基础的。

这件事还能反过来测一次。

如果血缘本身就能产生义务，那么一个匿名的捐精者呢？他在法律上根本不是父亲，将来能不能凭血缘主张赡养？当然不能。那么，区分“是父亲”和“不是父亲”的标准是什么？反正不是血缘。

再看收养。法律允许生父母在符合条件、走完程序的情况下把孩子送养，而收养关系一旦成立，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整体消灭（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）。换句话说，只要走完程序，一个父亲可以把“父亲”这个身份整体注销掉。

对照金先生：他没有走程序。他走的是另一条路——把孩子丢下，二十多年不闻不问。而法律说：他手里那份债权，完整有效。

孩子送出去，义务消失；孩子丢下来，义务还在。处分比逃避更划算。

五、人归属于谁

前面四节说的是“血缘为什么会失效”。但还缺一个正面回答：如果血缘不再是归属的凭证，那么一个人归属于谁？

先看宗族社会里，一个人的一生是怎么安排的。他姓什么、娶谁、做什么营生、死了埋在哪，家族都要管；他挣来的东西，先进家族（族产、义庄），再由家族分给老的小的。

换句话说：家族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保险机构。 养老从来不是“儿子的义务”，它是“家族的义务”，儿子只是被派来执行的那个具体的人。

现代社会把方向调了过来。

梅因有一句被引用了一百多年的话：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，都是一个“从身份到契约”的运动。人的义务不再从“你是谁的儿子”产生，而是从“你做了什么、你同意了什么”产生。

那么，一个现代人的劳动成果去了哪里？两部分：一部分变成工资，自己花掉；一部分变成税和社保，进了公共账户。就这两笔，全部。

没有任何一笔流回家族——因为家族作为一个经济单位，早就不存在了。

既然一个人的产出没有流向家族，家族也就没有理由在他老的时候向他索取。

他现在老了，向谁要？向那个收过他的钱的地方要。这是账，不是恩。

养老金这套制度，本身就是这笔账的结算方式：你在职的时候缴，用来养那时候的老人；你老了，由那时候在职的人缴的钱来养你。这不是慈善，是你已经买过的服务。

所以“养儿防老”这四个字，说的其实是一件很直白的事：孩子是一种养老保险。

那么一个很朴素的问题就来了：当社会提供了真正的养老保险，为什么还要让每个人再买一份以孩子为标的的保险？而且这份保险不许退保——保费是一次生育，给付期是终身。

把老年人的供养重新写成“子女的法定义务”，在结构上是一次责任的转移：把一笔本该由财政支付的支出，改写成一个具体的人头上的账单。而它借用的理由，恰好是那个已经没有载体的身份。

这不是说谁在故意算计。制度的惯性比算计常见得多——一套规则从 1950 年的《婚姻法》沿用至今，七十多年里不断被抄进新的法典，没有人回头看一眼，它的地基已经换了。

但它有一个确定的方向：它让养老这件事在账面上有义务人，从而不必先动用财政。

六、父亲那一端：孩子归谁

同一个原则，能不能推到另一头？

如果义务不能来自身份，那么“必须抚养”这件事，也一样可疑。“我是你父亲”不能成为向子女要钱的凭证，那么“我是你父亲”同样不能成为强迫一个人付出的凭证。

但这一端必须回答一个问题：孩子怎么办？

一个婴儿被丢在原地，活不过几天。

通常的答案是：所以父母必须养他。可这个答案里藏着一处偷换——“必须有人喂他”，推不出“必须由父母喂他”。需要本身不指定义务人。一个人在街上昏倒，需要有人救；这不等于路过的那个人就欠了他。

那么义务人是谁？先看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管的。

孕育是自然行为。 怀孕、分娩，是生物学事件，本身不含任何规范，就像一棵树结果子。可它并不因此就是私事——社会从孕育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在场了。

看它管了什么：结婚要登记，怀孕要建卡产检，生孩子要在接生机构办出生医学证明，孩子一落地要上户口、要打疫苗，然后是义务教育，将来还要征兵、纳税、缴社保——这一整套，社会从头到尾都在册。更直白的是过去那几十年：生育本身曾经是国家直接管的事——一个国家会伸手去管你生几个，就说明它从来没把生育当成你家的私事。

为什么？因为孩子长大以后，是劳动力，是纳税人，是兵源。他不是父母的私产，他是社会给自己预备的下一批成员。

所以“只有父母能管他”这个前提，从来就不成立。 没有什么“孩子落单、社会够不着”的时刻——社会一直在，从孕检的那张卡就开始了。

再往深看一层：出生是另一回事。 一个婴儿落地的那一刻，他被登记、被承认、被赋予一个人格——从一个活着的身体，变成一个权利人。

这个身份是谁给的？不是父母。父母给不出权利，他们只会生孩子。给的是社会。

父母造出来的是一个身体，社会造出来的是一个权利人。 父母决定的是一个生物事实，社会决定的是一个法律事实——而权利属于后一个。

义务跟着权利走。权利是哪里给的，义务就落在哪里。

于是孩子这一端和老人那一端，是同一本账的两页。

老人那一页是：他一生缴的税和社保进了公共账户，所以老了，向那个账户取。

孩子这一页是：他一出生就被社会登记在册，将来要工作、要纳税、要成为那个账户的下一批缴纳者——社会从他落地的第一秒起，就已经是这件事的利益相关方。 社会养他，不是施恩，是还账，也是投资。

所以父母手里那份东西，准确地说不是“抚养义务”，是“抚养权”。

——义务是欠别人的，不做就是错；

——权利是自己的，做不做由自己；一旦行使，才有规矩。

社会不是够不着那些摇篮——它是不想每一张都自己抱，所以把照料委托给了离孩子最近的人。这份委托就是抚养权：一项被授予的、有条件的、可以收回的权能——不是一笔从血缘里自动长出来的债。

而且，把养育委托给父母，从来不只是分工，也是省钱。

“不抚养”因此不是违约，是放弃行使一项权利。放弃了，义务并不消失——它只是回到它本来的地方：社会。

——那父母要是把孩子丢下不管呢？

这里要把两件事拆开，很多人把它们混成一件。

第一件：不养。 不想养，是允许的。不养不是错，更不是犯法。

今天法律不允许——刑法上的遗弃罪，惩罚的是“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”。可这个“义务”是法律自己安上去的：我们上面说了，它本来不在父母身上。而且，用刑罚逼一个人抚养，受害最深的恰恰是孩子——一个被强行留在怨恨里的人手里长大的孩子，比一个被社会接走、由愿意的人抱着的孩子，过得更好吗？ 法律不能命令一个人爱另一个人；命令出来的，只有钱和怨气。这条罪，该改。

第二件：毁掉他。 这跟“是不是父母”没有关系。任何人都不能杀一个人，也不能把一个活人扔掉——这条禁令约束的是所有人，不是专门写给父母的。

所以准确的问法不是“父母有没有交还的义务”（那又把义务安回父母头上了），而是：孩子本来就是社会的，父母不要了，社会就该接走——社会一直在场，这本来就是它的份内事；而父母若在这中间偷偷把他处理掉——弃婴、杀婴——那是毁掉一条命，触犯的是那条人人都受约束的禁令。

同一个道理，往孕期的另一头看一眼就更清楚：打胎，减少的同样是社会的一份成员，可法律一般并不追究——不是因为那不是损失，而是因为孕育这件事有它的私人性，社会选择了不把手伸进去。

这就把话说圆了：社会在孕育阶段出于对私人的尊重退开一步，那它在孩子出生之后，就更没有理由把养育的成本单独压回父母身上。 一退一进之间，差别只在一件事——它愿不愿意出钱。

——那钱和照料呢？

社会化的只是成本，不是人。孩子的吃、穿、上学、看病，费用由社会分担——育儿津贴、免费的教育和医疗、可负担的托育，这不是福利政策，是把记错了科目的账记回原处。而抱着、哄着、看着的那一段没有替代品：它不可外包，也不能强制。社会能做的是让愿意抱的人抱得起——给时间（育儿假），给场所（托育），给钱（津贴）。

只要还有人愿意抱那个孩子，社会就该让他抱得起；没有人愿意抱，社会就该自己接过去。

所以这一端：

供养一个不能自立的人，从来都是社会的责任。家庭只是曾经被派来执行的那个人。老人如此，孩子也一样。

七、再看法律：它其实有两套答案

现在可以谈法律了。

《民法典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、扶助和保护的义务。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，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，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。

这两条里，没有一个字提到“父母是否尽过抚养义务”，也没有任何“情节严重可以免除”的但书。

这不是立法上的疏漏，这是继承。继承的是那套世界观已经拆掉了、只把“血缘”两个字留在地基上的东西。

但同一部民法典，在另一处用了完全不同的标准。

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：收养关系解除后，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，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，应当给付生活费。

注意这一条里的落点：给付义务挂在“经养父母抚养”这个事实上，不是挂在名分上。而且这时候连法律关系都已经解除了——第一千一百一十七条写得清楚：收养关系解除后，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。名分已经没有了，可是因为有过抚养的事实，所以仍然要给。

同一部法典，两个答案：血缘可以产生义务（第一千零六十七条），抚养也可以产生义务（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）。它不能都对。

而在血缘这一侧，它选的是更旧的那一个。

还有第三处，比这两条都更靠前。

《民法典》第十三条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。

法律自己承认：一个人成为权利人，是“出生”带来的，是法律授予的。那么，与这份权利相对应的义务，本该由授予权利的那一方承担。

可是再往下看——第二十六条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、教育和保护的义务；第一千零五十八条、第一千零六十八条，又是一路把“抚养”同时写成父母的权利和义务；第一千零六十七条，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，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。

权利是国家给的，账单是父母付的。

这就是那套世界观在法律里留下的第三处痕迹。它比前两处更隐蔽，因为它藏在“孩子当然是父母养的”这句谁都不问的话里面。

还有一处更直接的矛盾。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写的是“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”——法条把那个义务当成前提，直接安在父母头上。可我们上面说的是：这份义务从一开始就不在父母身上。法条不是发现了这个义务，是它自己造了这个义务。

八、一头有牙，一头没牙

再看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：遗弃被继承人、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，丧失继承权。

法律已经承认，血缘是会被行为切断的。 但只在继承那一端切断。同一件行为——遗弃——在继承这一端是“你不配拿”，在赡养那一端是“你必须给”。

而且方向值得看一眼：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惩罚的，是子女遗弃老人。反过来的那一头呢？父母遗弃未成年子女，法律上并没有一条对应的“丧失请求赡养的权利”。

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形：

老人被遗弃，法律替他惩罚子女；孩子被遗弃，法律不替他惩罚父母——反而在几十年后，把这件事变成他的一笔债。

这个不对称不是偶然的。在宗法伦理里，“孝”是绝对的——下对上是硬义务；“慈”是相对的——上对下是德行。今天的法律，在这一点上还保留着宗法的方向感：它并不是中立地保护两个方向，它保护的是向下的那一头。

九、那五百块钱的真正功能

有人说，那就让政府养。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但先要看制度是怎么写的。
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：特困人员供养的对象，是“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，或者其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无赡养、抚养、扶养能力”的老年人、残疾人以及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。

也就是说，国家的兜底，是以“没有义务人”为前提的。只要他法律上还有一个有履行能力的义务人，这扇门就对他关着。

那么，法院判给女儿的那五百块钱，功能上到底是什么？

不足以致富，不足以治病，甚至不足以覆盖一次血透的自费部分。它唯一确定的作用，是证明金先生“有赡养义务人”——从而让特困人员供养那道门，继续对他关着。

它不是养老金，是一笔免责费。只是收据上写的是“赡养费”。 而且这笔钱，不是国家出的，是被他抛弃的那个人出的。

报道里没有写他每个月能领多少养老金。而这恰恰是要紧的地方：一个人的晚年供养水平，本应取决于他一生缴纳了多少、社会返还多少，而不是取决于他有没有一个还在世的女儿。

十、司法实践里的两张脸

不信可以去看法院自己公开发布的那些普法案例，结构几乎一样。

开阳县人民法院：久未联系的母亲起诉三个子女，每人每月要一千二，法院说“赡养不以抚养为前提”，判每人八百。

桐柏县人民法院：父亲长期未支付抚养费，离婚协议里还写明自愿放弃赡养，法院认定该约定无效，判每月六百。

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：母亲对女儿缺少关心，法院酌定按三分之一比例，判每月五百。

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：缺席二十九年的父亲起诉三个子女，最终调解，其余子女每月一千二百五。

共同点是两句话。第一句写在判决里：两个义务互相独立，不存在对等抵消。第二句不写，但什么都做了：数额全部往下砍。

规则是封死的——义务不能免；数字是活的——能减多少减多少。说理的时候强调“义务独立”，裁量的时候全靠“你没养过她”这一个事实打折。

这两个动作同时出现在一份判决里，它们其实是矛盾的：如果抚养真的与赡养无关，那么“未尽抚养”就不该进入数额的考量；既然它进入了考量，那就说明做出裁量的人自己也清楚——这件事与人有关。

要批的不是某一个法官，是这套方法本身：把“权利义务相一致”这句话，只在需要减数字的时候拿出来用，在需要免除义务的时候又说它不适用。

而且这些案例，都是法院自己公开发布的普法宣传，等于把话摆出来请大家评。

十一、那该改什么

第一，把“长期不履行抚养义务、情节严重”写成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的法定免除或者减轻事由。

立法技术是现成的。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就是用列举的方式写“什么行为会让你失去权利”的。法律已经会写这种句子，只是没往赡养这一侧写。

第二，或者说得更彻底一点：把赡养义务与抚养事实挂钩。

这不算发明新标准。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已经用过一次了，把它统一起来而已——既然收养关系解除之后，义务还要跟着“抚养过”这个事实走，那么血缘关系存续期间，义务就更应该跟着它走。

第三，把赡养这件事交还给它的现代承载者。

前面算过那笔账：一个人一生的产出，一部分自己花掉，一部分进了公共账户；他老了，本就该从那个账户里取。既然一场官司的标的只有每月五六百、七八百，那么“社会承担”这件事落到操作上一点也不宏大。

在很多省份，一位农村老人每月领到的基础养老金，还不到法院判给金先生的那个数。也就是说，这整场官司争的钱，本来就在财政支出的一张零头里。

把基础养老金提到能够替代“赡养费”的水平，然后，把法定的强制赡养义务撤下来。这不是一个道德主张，这是一次账目的更正。

第四，兜底要往前挪。

如果一个子女的赡养义务，是因为父母自己的原因被免除的，那么由此产生的老年供养与医疗，就应当落在社会救助上。同时要修改特困人员供养里“义务人”的认定——不能让一个法律上根本拿不到钱的“义务人”，成为国家不出手的理由。

第五，孩子那一端，把“抚养义务”改写成“抚养权”。

既然孩子的权利是社会给的，供养的义务就该由社会承担，父母只是被委托的照料人。落到制度上就是三件事：

——取消“不养”的入罪：把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惩罚的落点，从“拒绝扶养”移到“遗弃、杀害”。不想养不是罪，把一条命扔掉、弄死才是罪。

——给不想养的父母一条出路：应当有一条通畅的、不必说明理由的交接通道——交给社会就算完成，不留污点，不判刑。把孩子硬塞回一个不愿要他的人的怀里，对孩子没有半点好处。

——国家即时接管，并分担成本：强制报告、紧急安置、安全交接，把“接住”的关口提前到孩子出生那一天；育儿津贴、免费的教育和医疗、可负担的托育、带薪育儿假，把养育的成本从父母肩上分出来。

第六，也是必须写的边界：这不是主张子女可以随便抛弃父母，更不是主张老人活该。

恰恰相反。这个主张是要给“抚养”这项投入定一个价格。

今天的制度是：尽责的父母，和缺席的父母，回报一样。 你养了二十多年，每月八百；你一天没养，每月也是八百。那么对理性的人来说，最优的选择就是缺席。

一套让背叛比尽责更划算的规则，不是在保护老人，是在奖励缺席。

十二、两个没有感情的人

回到金先生。他要得不多，五六百，或者七八百，再加见一面。

但这笔账不是这么算的。他欠的不是一个月的抚养费，是二十多年。这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任何一笔按月支付的几百块能把它们倒回来。法院可以判出一张账单，可是账单长不出关系。

血缘曾经是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管道，管道里流着香火、祭祀、族产和族权。现在管子还在原地，里面的东西已经没有人再需要了——可是法律还在按管子的尺寸收费。

而我们每个人，已经是社会的人，不是家族的人。他这一生的劳动创造，给了社会，没有给家族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现代。

孩子也一样。他出生那天，就属于社会——属于那个把他登记在册、给他权利的地方。父母只是被委托来抱他的人：抱得起就抱，抱不起，交还给社会。这不是狠心，这是归位。

两个没有感情的人，各自安好。这不叫冷酷。

它只是承认一件很普通的事：关系是处出来的，不是生出来的。